母爱有时也是一种暴力

 母爱有时也是一种暴力
                            蒋 勋
                          （台湾知名画家、作家）
    伦理是华人最熟的，因为我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好像很少谈个人的价值，我们总是谈个人在一个大的群体里的价值，所以会觉得如果我只有在群体里有价值，那我个人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我觉得自己在青少年时代是很叛逆的，喜欢躲在一个角落里自己读自己的书，那些书基本上是不准家长看的，连《红楼梦》都不准你看，后来我知道其实我父母不准我读红楼，是因为自古有句话叫“少不读红楼”，《红楼梦》大概就在讲青春期的事，然后我就躲在棉被里用手电筒照着《红楼梦》看。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本书跟自己那么靠近，它讲13岁身体发育，身体有一种恐惧，不晓得这种变化是从何而来，其实是没有答案的，可是你不能跟父母讲，也没有办法在学校里跟老师讲，现在也许好一点点，那个时候的教育很保守，根本没有机会跟一个比你年长的人谈论你自己身体上的很多困惑、焦虑。所以那时候帮助我最大的就是书。
    我躲在房间里看《红楼梦》的时候还要战战兢兢，因为怕爸爸看到。其实他后来看到我说，我没有反对你读《红楼梦》，你的功课因为读《红楼梦》变得一塌糊涂，也是事实。他一直觉得我原来在学校的功课很好，可是因为读了这些小说，慢慢学校的功课就退步了。可是我想今天的父母也未必没有这个压力，好像希望这个孩子接受社会给他的一个安排，学校里做一个好学生是多么重要的事，那个好学生的标准其实就是第一名、第二名。
    我印象里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爸爸，因为他工作很忙，见到他，他一定问说，这个月考第几名？我就说第二名，他一定是说，为什么不考第一？我忽然觉得很有趣，在父亲走了之后我在想，他跟孩子对话的语言其实是一个很固定的模式，如果我考了第一名，不晓得他会讲什么，他永远觉得你目前做得不够，你应该做得更好。
    那时母亲和父亲的角色不太一样，我妈妈没事就敲门，我知道她很担心，她不知道我一个在房间里干什么，说你会不会不舒服，要不要吃点药，我说没事，我的脸一定很臭地把门关了。过一会儿她又来了，说：“我炖了鸡汤，要不要喝一点？”。大概一天会很多次，所以我在《孤独六讲》里面有一句话“母爱有时候也是一种暴力。”
    其实我跟我母亲很亲很亲，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青少年的时候我在日记里真的写了这句话——“母爱有的时候真是暴力。”我觉得人有两次脐带的剪断，大概第一次是出生的时候，第二次是你发育的时候，我希望跟母亲脱离一个关系，因为只有脱离才能证明我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现在当然自己到了这个年纪，我跟学生相处，我也知道爱大概是给对方最大的自由，如何去祝福他走得更远。
    我曾经看到有一种青枫，日本的枫树，大概这个季节快要红了，青枫的种子有两个翅膀，我看到以后很感动，我觉得在大自然里，一个母体的树它结了种子，它是祝福这个种子能够飞得很远，所以送它一对翅膀。因为如果这个种子落在母体的树脚下是长不成大树的。
    可是又觉得很残忍，我怎么跟这么爱我的母亲讲这句话——我要离你很远。所以在25岁离开台湾到巴黎去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兴奋得不得了，觉得整个人都飞起来了，因为爸爸妈妈，六个兄弟姐妹，一大堆的姨、婶、伯父、叔叔，那个家庭聚会是我最头疼的事情，当然现在这种家族也越来越少了。在台湾，家族又很爱聚会，每次聚会我就觉得很虚伪，大人在那里一直让，12个人一桌，让来让去都坐不来，我看了就很烦，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叛逆，我就一屁股坐下去，回去当然是被痛打一顿。因为我爸爸跟我说，你知道吗，每个人都知道坐在哪里，他们是故意在让。我听了好奇怪，为什么他们要故意让，我想儒家的家族关系在测试你有没有教养，你懂不懂礼貌，人们可以半个小时坐不下来。我现在跟学生出去，他们一屁股就坐下来，我觉得又好像怅然若失。我的意思是说，人总是两难，不知道我们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
    那时候我开始希望自己有一个很孤独的时刻，甚至读大学的时候会跑到庙里住很长的时间，我妈妈吓坏了，因为你到庙里去住，捐一点钱给庙里，它就会寄他们的通知给你，上面就写蒋勋居士，我妈妈看到居士就觉得我已经出家了，我跟她说我还早得很，我说我六根不净，还不能立刻出家。
    我到巴黎以后发现同龄的青年朋友好像没有跟家里有这些冲突或者困扰。我忽然发现，他们可能13岁、14岁背着一个背包就出走了，但我不敢走出去，因为家里告诉你，你走出去就是危险，尤其我父母是战乱的那一代，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
    那个时候我的法国朋友跟我说，法国流行站在路边搭便车，我常常看，也很羡慕，但是我不敢做这件事，法国朋友说，他们13岁就开始跑遍整个欧洲，身上一毛钱都没有，我忽然发现华人的安全感跟我认识的这些朋友的安全感距离那么大。
    有一次我的好朋友开车带我去法国的东南边，靠近阿尔卑斯山的地方，叫白山，因为终年积雪不化，他们把我带到这个地方，这地方是通向意大利的通道，他们说我们把你丢在这里，你今天就往意大利走，因为我跟他们讲了很多次我多么想去意大利。他们走了以后，我简直是心乱如麻，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文化在你身上的包袱是你意识不到的，我一直觉得我叛逆，我想寻找我自己的孤独，其实我没有办法走出去母亲的怀抱与母系的文化观念，然后紧张得不得了，有一部车停在我面前，我拉开门立刻就钻进去，因为五点钟了，入夜后我大概会在山里被冻死，我想到的全是坏事，我两个朋友其实没有走，他们躲着远远地在看。
    一个月以后我回到巴黎，他们说其实那样搭车很危险，因为你至少要看看这个人是什么长相，来者善还是不善。我上车才发现这是一个意大利威尼斯人，在瑞士工作，所以他每个周末都回他威尼斯的家，他已经喝醉了，开着车在阿尔卑斯的山路上一路唱歌曲，可是很奇怪，反而那个时候坐上去，我忽然觉得“豁达”这两个字好美，其实豁达就是把你放在边缘的临界，你大概就豁达了。
    其实所有的害怕和恐惧都在想象中，一旦跨出那一步以后，那个恐惧忽然不见了，我也跟他唱歌，我也不会唱，就跟着他哼，他就很兴奋，还请我吃了晚饭，我们聊得很好。他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威尼斯，我忽然很大胆地说我不要，我说要到米兰，要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就是达芬奇那张百年前的壁画，已经残破不堪，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修那张画。他说：“好，我把你放在米兰，因为米兰是很大的城市，我进去出来大概要很久，我就把你放在高速公路上，你自己走进去。”我说:“好啊！”我就下了车，背着一个背包就走了。那个时候我们很喜欢唱一首英文歌《离家五百里》，然后我就开始唱那个歌，忽然觉得好快乐，就是所有原来捆绑你的不只是家族的关系，还有朋友的关系，社区的关系，全部不见了，就是你一个人，然后拿着一个青年旅馆的地址开始走，因为那个人开车之前指着那片灯光说，那就是米兰，就像今天你在上海的边缘，有人把你放下来，说那就是上海，就往那边走。
    我跟很多朋友和学生讲，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做一次这种事，离开母亲与母亲般的环境去远行。
    后来台湾有一个“流浪者计划”，每年鼓励年轻人去他想去的地方。我有一个学生后来就去西藏骑了三个月的单车，我一直觉得那个东西很可能是我自己身上一直缺乏的。